法国电影《与玛格丽特的午后》的另一个译名是《下里巴人》。法国著名演员杰拉德·德帕迪约扮演了这个“下里巴人”热尔曼:一个典型的蓝领，识字不多，干着体力活，业余时间和朋友们泡酒吧。不过，热尔曼有个爱好，喜欢在午后去公园里看鸽子。就在公园的长椅上，他遇到了玛格丽特，一个95岁的老奶奶。玛格丽特也有个爱好，喜欢看书。那一天，她看的书，是加缪的《鼠疫》。玛格丽特就读给热尔曼听，这个“下里巴人”居然对加缪产生了兴趣。

玛格丽特给热尔曼读的是《鼠疫》，但我认为影片指涉的可能是加缪的另一部小说《局外人》。在故事和人物的设置上，《与玛格丽特的午后》和《局外人》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《局外人》里的默尔索是一个小职员，接到母亲去世的电报，去养老院参加葬礼后，不小心卷入了一起枪杀案而被审判。译者柳鸣九认为《局外人》“最着力的揭示点之一就是现代司法罗织罪状的邪恶性质”。

我觉得小说以“局外人”为题，不仅仅意指默尔索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已经处于案件之外，成了他自己行为的一个“局外人”，一切只能任司法系统宰割;更可能指的是默尔索对于外界事物的一种态度，如加缪所言:“我不是这里的人，也不是别处的。世界只是一片陌生的景物，我的精神在此无依无靠。一切与己无关。”如果真的持此信念，那么必然会影响到对他人和外界事物的态度，一种事事与己无关的虚无态度。读过这部小说的人，会发现小说里的默尔索的行为方式恰恰印证了这一点。本质上，默尔索不是一个坏人，虽然他不小心杀了人。不过他对一切事物的冷漠，令人吃惊。无论对同事，还是对身边的陌生人，甚至对他母亲，默尔索都采取一种“过客”的“局外人”态度。

《与玛格丽特的午后》中的热尔曼也有母亲，他对母亲的态度则迥异于《局外人》中的默尔索。热尔曼的母亲一直都对他很不好，从小就打骂他。后来他的母亲得了老年痴呆症，热尔曼还是一如既往地照顾她。当母亲去世的时候，热尔曼很痛苦。最后在母亲的遗产中，才发现母亲其实一直是爱着他的，只是方式不同。

两相比较，《与玛格丽特的午后》简直就是《局外人》的负相，它的另一极。如果说默尔索的所作所为是“局外人”，那么热尔曼的所作所为毋宁说就是一个“局内人”。实际上我认为，“局内人”才是加缪写《局外人》的真正目的。加缪创作《局外人》的时候，只有26岁，小说描写的正是那个年龄段的青年人对存在的一种虚无感，对他人的一种冷漠，加缪也感到了“虚无”和“冷漠”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正如玛格丽特念给热尔曼听的《黎明的承诺》中的一句话:“冷漠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事。”

其实，真正体现加缪“局内人”的作品，正是玛格丽特第一次读给热尔曼听的那部《鼠疫》。当奥兰这座城市遭遇鼠疫之灾的时候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“局外人”，每个人都必须站出来与鼠疫抗争。

据说《鼠疫》整部书都是在暗喻“二战”时被纳粹控制下的法国，但从“局外人”向“局内人”转变的这一个更广阔的层面讲，它也可以是在揭示人对于世界，对于存在所采取的行为。你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，最后还是一个人离开，对于这个世界，你仿佛就是一个局外人。但是，总有一样东西，会让你觉得你不是这个世界的局外人。这个东西是什么呢?在古典时期，它是“上帝”，在现代时期，它是“理性”，后现代时期，这两个雕像都打破了，人解放了，也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。或许在风筝飘荡的最初时间，它感到的是自由，但时间长了，只有恐慌。

于现代人而言，信仰这个词或许太大，不过，人生在世，你总要相信点什么吧?

有人可能想到了“爱”，但这个词被“心灵鸡汤者”用得太多了，意义已经被掏空了。不如换一个词:同情心。这是一种休谟式的同情:“即感情上的共鸣，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所共同具有的人性或心理构造上，共同的感觉经验、共同的功利追求基础之上的。”只有将别人视为己人，才会有同情心。正如《鼠疫》中的那个记者———因为有了同情心，他才愿意留在奥兰，与城里的居民并肩抗击鼠疫;也如《与玛格丽特的午后》中的热尔曼———也正因为有同情心，他最后才把玛格丽特从养老院“劫持”回自己家里;更如《局外人》中临刑前的默尔索———恰是因为有了同情心，他才最终醒悟过来，愿意在临刑前拥抱这个世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