先秦时期的政治家、思想家、史学家以及普通民众已经从不同角度深刻认识到腐败的危害性。《左传》是一部解释《春秋》的历史著作，但作者对春秋时期各国贪污腐败也进行了较全面而又深刻的揭露，揭示出那个时期腐败的面貌。《左传》桓公二年记载，鲁桓公收受宋国贿赂的“郜”之“大鼎”，并“纳之大庙”。对于这种“非礼”的行为，鲁大夫臧哀伯谏大声疾呼:“国家之败，由官邪也。”

他认为，国家的衰败，是由于官吏的邪恶;官吏若没有德行，专宠和贿赂就会公开盛行。因为“官德”是一种与权力相连的特殊的职业道德，故为“官”者必须有德，且视道德情操比生命更重要。鲁大夫臧哀伯对腐败的这种认识是很深刻的。“国家之败，由官邪也。官之失德，宠赂章也”，这句话是先秦时期人们对腐败危害深刻认识的经典表述。

《诗经·大雅·桑柔》是一首讽喻诗，该诗前八章讽刺周厉王失德败政，好利而暴虐，以致民不聊生，激起民愤。后八章既是对官吏贪墨的斥责，也是谴责周厉王用人不当的过失。诗中说“大风有隧，贪人败类。听言则对，诵言如醉。匪用其良，覆俾我悖”，对那些居官行贪，或凭借政治地位和权势攫取各种非法利益的贪人用“贪人败类”来予以呵斥，表明了诗作者对居官行贪的憎恨和厌恶，也在警告那些贪人，等待他们的是“败类”的后果。

周本是臣属于殷商的一个偏远小邦，后来逐步强大并最终取代殷商的统治地位，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变化。殷商末年，商朝的一些政治人物已经预感危机的来临，向商纣王提出警告，而商纣王则认为他受命于天，不以为意。周灭商之后，周既面临殷商遗民的反抗，又面临重蹈殷商灭亡覆辙的危险，这种危机与忧患引发了周初统治者的思考。殷商为何败亡?周政权如何巩固?如何才能避免重蹈殷商灭亡的覆辙?

在新形势的激发下，周初形成了明晰的“宜鉴于殷，骏命不易”(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》)的观念，并从历史思考中重新认识了天命的意义。这种思考在周初得到反复强调和深化。《诗经·大雅·荡》说:“殷鉴不远，在夏后之世。”这里所说的“殷鉴”，是指殷商应该以夏的灭亡为鉴戒，这自然会引导出周应该以夏、殷为鉴的历史认识。《尚书·召诰》所说“我不可不监于有夏，亦不可不监于有殷”，即将夏、商兴亡的历史引为借鉴。“殷鉴”是周初统治者提出的概念，表达了周初政治家们对历史的思索与总结，就是要以前朝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作为行政的借鉴。

《尚书·无逸》是周公归政于成王之前对成王的告诫，规劝成王要勤于国事，不能贪图享乐。所谓无逸，就是指不要纵酒、淫乐、田猎、嬉游。从当时社会来说，纵酒、淫乐、田猎、嬉游就是典型的腐败行为。《无逸》篇还讲到统治者要体察民间疾苦，施惠于民，关爱鳏寡孤独，慎罚于民，只有这样才能防止民怨。民怨反映人心的向背，周初统治者对此予以格外重视，认为“怨不在大，亦不在小”(《尚书·康诰》)，臣民怨恨的事都不能做，国家事务都必须认真对待，听到民怨，应更加“敬德”，这样才能使不顺从的小民变得顺从。这些诰语虽然着眼点在于如何巩固周的政治统治，但也看到了腐败所造成的危害，并在这个意义上强调德治，反对纵酒淫乐，这表明周初统治者已经有了反腐败的自觉意识。

把腐败与国家衰亡联系在一起是先秦时期许多人的共识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人们对腐败的认识在不断深化。荀子更清楚地看到了腐败与亡国的关系，他指出君主贪利必然导致亡身亡国:“人君者隆礼尊贤而王，重法爱民而霸，好利多诈而危，权谋、倾覆、幽险而亡”(《荀子·强国》)。韩非从个人和国家两个方面认识到腐败的后果。从个人方面说，如果想用贪污纳贿来满足个人私欲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只会落个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(《韩非子·奸劫弑臣》)。从国家方面说，一个国家如果君明臣贤，政治清明廉洁，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安如磐石，兴旺发达(《韩非子·八说》)。反之，如果昏暴之主在位，奸邪之臣当道，“贤者懈怠而不劝，有功者隳而简其业，此亡国之风也”。因此，韩非对政治腐败的危害极为重视，他在《亡征篇》中曾经列举了47种可能导致亡国的征兆，其中绝大部分属于政治腐化和经济腐败。

官吏的廉洁与否，是关系到政权存亡、国家兴衰的根本问题。管子说:“国有四维。一维绝则倾，二维绝则危，三维绝则覆，四维绝则灭。倾可正也，危可安也，覆可起也，灭不可复错也。何谓四维?一曰礼，二曰义，三曰廉，四曰耻。”《管子·牧民》把“廉”看作是关系到国家兴亡的四根柱子之一，这就不是一般的见识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