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大学毕业从上海分配到北京国务院某部，才20岁，年纪最小，无论是谁，对我均以“小樊”呼之，感到很自然。上世纪50年代末，下厂劳动锻炼一年回京，我被安排在部属一个研究院当技术员，那里刚分配来的大学生特多，大学生们都管我叫“老樊”，因为人家比我小嘛。

1961年秋，我奉调部报刊编辑部工作，是年24岁，机关同事均比我年长，故我又变成“小樊”了。那时党内提倡称“同志”，包括对中央领导，如“少奇同志”、“陈云同志”。对中央领导的这种称呼，既表示仰重和尊敬，又透着一份亲切。在我们部机关，对职务高者还是一律以“姓氏”加“职务”称之，如某局长、某部长;凡副职，则那个“副”字，在当面称呼时，必须“约定俗成”地省掉，被称呼者亦都泰然受之。一次某大型企业党委书记来部汇报工作，当面称某位部领导为“某副部长”，意思原本没错，可大家听起来总觉有点“那个”。

上世纪70年代中期，机关分来一位工农兵女大学生。她才20多，我快40岁了，开始她称我“老樊”，后来见众人都叫我“小樊”，便对我说，我叫您“老樊”，显得与众不同，我也叫您小樊好吗?我只能表示同意。但一个小姑娘大庭广众叫我这个中年人为“小樊”，怎么听怎么别扭。

“文革”中，领导干部绝大部分成了“走资派”，革命造反派对之直呼其名，语音里必带着一种不屑和轻蔑，因为他们是“牛鬼蛇神”，不仅已被“打倒在地”，还要“踏上一只脚”呢。戏剧性变化发生在“五七干校”，除个别人因“历史”等问题须继续审查外，大家都是平等的五七战士，同吃同住同劳动，无论部长局长还是一般干部，不分尊卑，彼此均以老张老李相称，田头小憩或晚间闲暇，穷侃胡聊，荤荤素素，无所拘囿。后来干校解散，回到机关，大部分领导官复原职，大家又对其“某部长”、“某局长”地叫开了。

“主人”显赫，“仆”亦沾光。一段时间，我随部长出差做秘书工作，人们毕恭毕敬地称我为“樊秘书”。但我调到社科院文学所后，就又成为“老樊”了。

我有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、硕士生导师的名衔，所以出国访问、讲学时，人均称我“教授”。后来被选为一个全国学会的会长，便有人称我为“樊会长”，虽然显得生分，但似亦无可非议。不记得从何时起，一些年轻编辑、作家，开始叫我“樊老”。我知道称人为某老，除年事因素，主要出于对其人的一种敬重，含有“德高望重”的评价。面对这种称呼，我虽也诺诺应之，内心是感到很惭愧的。

母亲在世时，一次暌违多年后相见，她竟像我儿时那样，唤我做“窝头”，这两字在我崇明家乡，读“wuodou”音，是心肝宝贝的意思。我听了很不自在，便对她老人家说，姆妈，我是国家干部，勿要这样叫我好吗?母亲说，在我眼里你永远是娘的“窝头”。母爱情深啊，在称呼问题上如何再忍心与她“计较”!

我有几个形同手足的知友，或相见、或写信、或通话，我们称呼对方，都舍去“姓”只叫“名”，显得特别亲昵。最令我激动的则是:半个多世纪之后的老同学聚会，彼此直呼名字，仿佛在一瞬间又回到了天真无瑕的少年时代;一群皓首白发翁，此刻统统变成了无拘无束的孩童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