福到人家　张永生摄影作品 

　　这些天来,我常想起年少时过年的情形。 

　　故乡的村子不大,就隐藏在太行山东南山巅的褶皱里。我家的院落位于村中半坡。六间土坯房、一处敞棚、一处猪圈、一处茅房、一处鸡窝、两棵桃树、四五棵槐树。这是1970年代太行山区农家院落的“标配”,记忆深处的“年”的故事,就发生在这里。 

　　那时,从进入腊月母亲便开始张罗“年”。这是一项“系统工程”,母亲既是指挥员,又是战斗员。因为父亲在外工作,通常除夕前两三天才回来;我与姐姐上小学,两个妹妹幼小,奶奶古稀之年,家里只有母亲一个“全劳力”。 

　　要过年了,她首先要考虑子女过年穿的新衣服。1974年,我上幼儿园时,在煤矿当工人的舅舅给我买了件黄色灯芯绒上衣,这件衣服我连穿着过了三个“年”,母亲才让妹妹穿了。过年时,给谁做新衣,母亲自有安排,我们谁也不会因为没缝新衣而生气。 

　　腊月里最累的活,就是“扫漆灰”。腊月廿三,吃过早饭,全家齐上阵,将屋里的被褥、锅碗、摆件等搬出院,母亲头上系着破旧的围巾,将扫帚绑在木杆上,从屋顶的上盖、木椽、檩条、大梁开始扫。那时没有客厅、卧室、厨房之分,生活起居、做饭炒菜都在一个屋内,墙面上的尘灰自然黑厚。母亲踩着木梯上去一趟扫下来,就成了灰面人,只有眼睛处露着点眼白。那天,我也穿起旧衣服,爬在铺着灰砖的地面上,将墙脚、粮缸、家具旮旯里的灰尘、蜘蛛网以及老鼠打洞挖出的土一并扫了。搭在院内铁丝上的被褥,冬日暖阳晒至蓬松后,重新抱回屋内坑上。这天晚上不再需要暖脚石暖被窝,也能睡到天大亮。 

　　腊月二十八九,作为文化人的父亲返回家,就着手为乡亲们写春联,我的家由此变得热闹起来,人头攒动,烟味满屋。父亲站立在桌前,边翻看对联书、边念叨成语词、边蘸好墨汁,在红纸、黄纸、绿纸上写下各类美好寓意的对联。两天下来,他写60多副对联,最后才为自己家写。写对联,父亲颇费心思,总写诸如“名人宅畔五柳生辉,雅士门前三槐挺秀”之类的有历史典故的对联,显得别具一格。对院门上的对联,他还进行装饰:对联上下边都贴金纸条,对联上的字,要用黄色的广告颜料描边。颇为讲究的父亲,俨然把每年的春联当成书法工艺品来对待。 

　　正上小学的我,从大人的胳肘下面,跻进桌边,仰望着运笔自如、行云如水的高大父亲,羡慕不已!心想,一定要写好毛笔字,做像他一样的书法家,为乡亲们写好多对联。但直到今天,我也没有练好一种字体的毛笔字,每每想起此事,唯有一声叹息…… 

　　我至今认为,饺子是最好吃的饭食。尤其是每逢过年,家里必做的“羊肉饺子猪肉浇”的经典饭食,令我十分回味。饺子馅通常由父亲剁。他在地上铺开案板,周围又铺展几张报纸,便开始剁制一年一度的“羊肉大葱馅”。“嗵、嗵、嗵”有节奏的剁肉声中,年少的我似乎听见“年”到来的脚步声。当羊肉与老葱剁碎渐成一体时,放入生姜末、炒制研磨后的花椒、小茴香及酱油、食盐,继续细剁至成馅……整个过程约需两三个小时。 

　　接下来,父亲将炉火通透,放入几个玉米芯,待炉火烧旺将铁铛内的猪油融化时,将花椒、大料、葱姜蒜等爆香,再放入切好的猪肉片,不断翻炒至肉膘微微收缩后,烹入酱油,这时炒肉的肉香和着酱香在全屋里弥漫开,再加适量开水炖至肉熟。其中的几块带骨肉块,就成我们能品尝到的“年”的最初美味。这些年生活条件无限改善,但无论我如何烹制,也烹饪不出当年父亲做出的味道。 

　　年到来,村子里飘浮的空气都是香的,炖鸡的、炒肉的、炒葵花籽的。这时,村庄上空还不时传来炮仗声,年的氛围更显浓烈。除夕上午,是我与父亲贴对联的时间。我家的两处院落需贴八九副。寒风里张贴对联很冷,再加之父亲对贴对联十分讲究:只能贴正,不能贴歪;只能贴展,不能贴皱。贴这些对联需要整整一上午,有时手会冻伤。这天,母亲做的事最为神圣:她先把火边灶台、天地疙窑、院门疙洞和祖宗牌位等处的香炉收集到院子的石板上,从炉井中掏出新烧的煤灰,研细过筛后,为这些香炉更换新煤灰,俗称“装香炉”。这些香炉装好后,又一一放回原处。这种如今已归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动,年少的我是不允许参加的,母亲担心我嘴快说错话,“老爷”会“记怪”,但当我乱说话时,她也有“应对”之法:将我的衣服,在燃着的香头上正转三圈再反转三圈,名曰“转运”。这些年来我常想:我相对顺畅、安平的人生,是不是虔诚的母亲为我祈盼而来? 

　　正月初一的上午,父亲带着我串门拜年。他是村里人的骄傲:考取师范学校、参加工作、成为国家干部。但父亲到了谁家都很客气,进门就发“火车牌”香烟。1970年代后期,父亲在公社担任党委秘书时,帮助村里人找寻煤矿招工指标,有几家村里人,就因为儿子当了煤矿工,盖起新房娶回媳妇,家境得以改变。父亲办这些事,连一碗水也不喝人家的。2009年正月,我父亲去世时,已经多年不联系的老家突然来了许多人,原来都是自发地来县城送父亲最后一程。 

　　春节那段时间,父亲将收藏的每本书都进行分类、盖印、编号,案桌上、床头都放着书籍,随时阅读。令我惊奇的是,1940年代他上小学时读过的“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教育厅”审定的全套课本还保存着!崇尚“耕读传家”的父母,带出的良好家风,对我日后通过读书,考入大学、考取公职、服务国家、改变家运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。 

　　岁岁“年”“年”曾相似,但我所经历的这50多个“年”,却“年”“年”岁岁不一样。如今,故乡对我而言,只是精神层面的念想;我对故乡而言,只不过是匆匆过客罢了。这不解的亲情之憾、乡愁之脉,将永伴我一生。 

　(作者单位:山西省壶关县人民检察院)

（来源：正义网）